法官应当在权利信念指导下去体验社会生活的常情、常理和常识，简言之，法官须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

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国家不是一个赚钱机器，其所有收入都来自于纳税人，实际上，国家不仅不是一个营利机器，而且是一个最大的消费机器，一个最具浪费性的消费机器。他们错误地认为，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多数支持的做法都是合理的，反对多数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与时代格格不入。

尽管自由与权利的含义不同，尽管这两种区分的内涵之间有所差别，但它们具有同样的神韵，因此，本文将二者合在一起讨论。在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和法律文件中，积极权利也常常被称为社会经济权利（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或者福利权利（welfare rights）。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个人不能为所欲为。如果我们承认了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反之亦然。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追问的问题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允许或者应被允许不受他人干涉地做其力所能及的事或者成为其愿意成为的人的领域是什么？[1]或者，简单地说，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干涉我？。

甚至有人天真地认为，既然少数决不是民主，那么，多数决一定是民主。人是社会动物这一基本前提，决不意味着人是社会的奴隶，人的行为必须服务于社会。二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90.9%、教学科研机构样本的59.1%表示不支持。（2）关于劳教制度在矫正违法行为方面的实际效果，问卷设计了非常有效、效果一般、效果较差、效果很差、难以评价五个选项。未满18岁的人为惯犯、职业犯和有犯罪倾向者时，最低收容期限为3年以上。统计显示，在所有54个有效回答中，50%选择了保留但须改革，48.1%选择了彻底转型。

调研发现，在所有52个有效回答中，55.8%主张兼采独任制和合议制，21.2%主张采取独任制，15.4%主张采取合议制。而当我们让被调查者在改革为轻罪制度、保安处分化、改革为教养处遇法三种方案中进行选择时，可以看到，被调查者的选择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没有哪一种方案明显占上风，而且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人员与来自教学科研机构的人员意见分歧很大。

选择可介入也可不介入的为21.6%。根据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对于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犯罪或者刑事不法行为，不予刑事处罚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调研发现，在所有51个有效回答中，88.2%表示赞同，7.8%不赞同，3.9%选择了不知道。[29]参见鲍遂献、魏东：《卖淫嫖娼与刑法抗制》，《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41页。

2．对劳教制度改革重要问题的态度。课题组还于2011年9月赴韩国和菲律宾，访问了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初步了解了韩国和菲律宾有关行政羁押制度的基本情况。[28]考虑到国际社会在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上的总体趋势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吸毒一直被视为一种恶习而非犯罪，将吸毒行为入罪化处理无明显必要。调研发现，在所有52个有效回答中，88.5%表示赞同，7.7%表示不赞同，3. 8%选择了不知道。

上述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运用刑罚手段来制裁可能显得过重，而运用治安管理处罚手段又显得较轻的违法行为。而对于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改革方案，64%的被调查者表示赞同，而且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被调查者与来自教学科研机构的被调查者的意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禁娼，但在具体态度上略有区别，大致可以分为禁止论和管制论两种。[4]参见谢铭：《唐慧被劳教的上访妈妈》，《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8期，第50-51页。

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劳教制度改革要解决合法性问题，确立禁止任意性原则，并进行司法化改造。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68.2%选择了赞同，27.3%选择了不赞同。在我国基层法院增设治安法庭，和刑庭、民庭、行政庭一样，是法院的一个审判业务部门。（3）关于劳教制度应当如何改革，问卷设计了改革为轻罪制度、保安处分化、改革为教养处遇法、其他四个选项。[32]意大利等国的和平法官制度可资借鉴。劳教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可以在综合处理方案和分流处理方案中进行选择，相比较而言，综合处理方案在可行性方面占有更大优势。

绝大多数样本主张对劳教制度进行积极的改革，但对于劳教制度的未来走向和具体方案，司法行政机关和教学科研机构的看法存在差异。（6）两种改革方案均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要求。

俄罗斯、越南将所有刑法典规定的犯罪划分成四个层次：轻罪、中等严重的犯罪、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的犯罪。其中的强制隔离戒毒由过去的强制戒毒和劳动教养戒毒合并而来，期限为1～3年，决定机关仍为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执行。

在一国法律中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他国法律中可能被作为违纪行为。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72. 7%表示赞同，教学科研机构样本的60.9%表示赞同。

需要注意的是适用对象的明确化、法定化，应当将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或者生活秩序，且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德国地方法院的管辖范围是第一审的轻微刑事案件，它的最高量刑幅度为3年有期徒刑。课题组还设计了访谈提纲，在会下对部分参会人员进行了个别访谈，以便与问卷调查所获信息相互补充，并对问卷调查的结果作出较为准确的研判和分析。[21]适用剥夺自由的处分的条件为：一是预测被判刑人还将实施（严重的）犯罪行为。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印发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南京、兰州、郑州、济南等4个城市被确定为劳教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此外，适用该处分还必须存在这样的危险—基于行为人的嗜好，他还将会实施严重的犯罪行为。

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72.7%、教学科研机构样本的60.9%认为检察机关应当提前介入。  【注释】 [1]参见姚占军：《劳动教养中的突出问题与改进建议》，《公安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59-61页。

被调查者对于劳教制度的整体评价不高，与我国社会法治与人权观念的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可以从被调查者对于劳教制度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和较严重问题的回答中得到证明。[25]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339页。

调研发现，在所有51个有效回答中，82.4%选择了司法程序，9.8%选择了行政程序。  【摘要】尽管改革已经成为人们对劳动教养制度走向的共识，但如何进行改革，却是众说纷纭。[23]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对于保安处分的态度并不统一。与此同时，如果将治安拘留的时间从现在的15天延长为1～2个月或者处15日以上、3个月以下的强制性社区服务，那么，该行政处罚也应由治安法庭决定为宜。

时至今日，劳教制度改革已成定局，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是劳教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以上两类特殊主体，由于不宜作犯罪化处理，但又不能放任不管，因此有必要采取行政性保安措施。调研发现，在所有51个有效回答中，72.5%的人认为律师应当提前介入。

在53个有效回答中，45%认为上限应为1年。但在今天，主体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犯罪嫌疑是适用这种预防措施的必要前提。